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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孔廟儒學文化網 孔子生平>仕宦於魯

　　魯昭公出亡以後，再也沒有回到魯國都邑，最後客死異鄉。然而晉太史墨卻評論道：「魯君世代安逸，季氏世代勤政，人民根本忘記魯君的存在了。就算死在國外，又有誰會哀傷呢？」昭公過世以後，魯國便繼立定公，當時孔子四十三歲。孔子說：「（吾）五十而知天命」，在孔子五十歲前後，魯國政壇接連掀起了數次風波，而孔子就在一連串事件之後出仕，歷時四年。
　　魯國三家大夫專政，雖然一時顯赫，但是並非沒有隱憂。三家大夫的權勢既然向上擴張了，底下家臣的政治實力當然也會隨之增強。先是諸侯上侵天子，繼而大夫上侵諸侯，如今便是家臣上侵大夫。魯定公五年夏天，季平子過世，季氏家臣陽虎想要用本屬於魯君的璵璠入殮，但家臣仲梁懷不願意給他，認為季平子只是代行君職，現在應該將這塊寶玉歸還定公。陽虎因此想要驅逐仲梁懷，便找另一位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商量。公山不狃當時冠冕堂皇地說：「他是為了國君，你有甚麼好怨恨」，但是不久後，因為仲梁懷對他不夠尊敬，公山不狃竟然回頭慫恿陽虎：「你做了嗎？」
　　於是秋天的時候，陽虎囚禁了季桓子與其堂弟，由於陽虎是季氏家的權臣，季氏幾乎無力抵抗，任由陽虎大肆謀害、驅逐，還設祭詛咒。大約就在這起事件之後不久，陽虎想要會見孔子、要求孔子出仕。孔子當然不想去，卻也不願攖其鋒，來往應付一番，此事不了了之。定公八年，陽貨聯合一些不得志的家臣，準備殺死三家大夫，各自取而代之。然而季桓子察覺有異，陽虎事跡敗露，最後叛逃齊國。
　　在這一連串事件中點燃導火線的公山不狃，正是季氏屬地費的邑宰，費邑險固，公山不狃據邑自重，沒有參與陽虎的行動。從囚禁季氏的事件發展中看來，公山不狃與陽虎不同，他並不把宗法秩序放在眼裡，卻懂得巧妙掩飾，儼然以尊公室自命。大約就在陽虎起事的這段時間，公山不狃也召見孔子，要孔子出仕。孔子當時可能認為能夠藉此機會為魯國公室效命，動念前往，弟子仲由相當輕視公山不狃，還因此大表不滿；孔子最後沒有接受。
　　不過到了隔年，陽貨的風波平靖之後，魯定公正式起用孔子為中都宰，於是孔子名正言順，受命出仕；這一年，孔子五十一歲。
　　孔子是魯定公任命，所以雖然地位低於三家上大夫，不過並非三家屬臣，因此自主性比較高。在出仕期間，孔子有三項重要的作為：相夾谷、合諸墓、墮三都。
　　「相夾谷」發生在孔子出仕的隔年。定公十年夏，魯定公與齊景公在夾谷談和，孔子隨行輔助定公。齊人認為孔子只知禮而缺乏武勇，打算藉由流寓在齊的萊人，以武力挾持魯定公。沒想到孔子見狀，立刻喝令全員戒備，並說：「中原的國君相見會談，東夷俘虜竟然想要訴諸暴力，這種背禮失德、破壞秩序的事情，堂堂齊國應該不會容許！」齊景公聞言，只好示意萊人退去。後來要簽定盟誓的時候，齊國擅自附加一條：齊國軍隊出外征戰的時候，魯國必須派出三百乘甲車支援。孔子不做正面衝突，當場令魯大夫茲無還行禮回應：齊國若不歸還陽虎帶去的土地，魯國就不能支援齊軍。後來齊國只好歸還了鄆、讙、龜陰三地。
　　「合諸墓」應該也在定公十年，這時孔子已經由中都宰升任司寇。《春秋左傳》記載，定公二年秋天，季平子將昭公安葬於魯國諸君的墓地區之外。孔子於是命人挖掘墓溝，好讓昭公的墓地範圍擴大，與先君的墓地區相連。
　　齊、晉是與魯國相鄰的兩大國，魯國本來親近晉國，但是當時晉國勢力已衰，齊國則野心勃勃，收服了鄰近的鄭、衛兩國之後，便想使魯國屈順，於是齊魯衝突日增。孔子在夾谷之會上的表現，如同向齊國宣示，雖然魯國較小，但不可輕蔑魯國的實力。而昭公墓地的位置，本來就是源於季平子的暗貶，孔子巧妙調整，就有對內宣示政治秩序的意味。
　　延續「正名」的理念，定公十二年，孔子倡議「墮三都」。魯國三家大夫各有大都重邑――季孫有費、叔孫有郈、孟孫有成――，因此孔子想要削弱這三座城邑的軍政力量，以恢復政治秩序的平衡。季氏家臣陽虎之亂過後，叔孫氏家臣侯犯也據郈邑作亂，有鑒於此，季孫氏與叔孫氏都願意配合，所以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。墮郈邑最先成功；將要墮費邑的時候，邑宰公山不狃叛變，率領費人進攻都城，孔子率魯軍抵禦，費人敗北，於是墮費邑也順利完成。但是到了墮成的時候，一直忠於孟孫家的公歛處父向孟懿子提出質疑，認為成邑不僅是魯國北向齊國的重要據點，更是「孟氏之保障」，「無成，將無孟氏也」，結果年底定公親自率兵，卻沒有攻克，「墮三都」之計就此功虧一簣。
　　定公繼昭公之位，本來就直接面臨著臣大君小的政局，經此挫敗，更加失去作為的氣勢。而公歛處父一言，更是點醒三家大夫，墮三都表面上是解決了自己的心腹之患，但實際上又何嘗不是自斷手足，將權力奉還魯君。
　　孔子察覺情勢轉變，魯國君臣都已不再有重整政治秩序之心，尤其原本相信孔子、任命孔子弟子的季桓子，更是轉而心生防備，所以即使得知弟子公伯寮向季氏說仲由的讒言，也只說道的行廢，不是公伯寮能決定的。墮成失敗之際，魯國又發生了兩件事，一是季桓子欣然接受了齊國送來的女樂，等於自行向齊國宣示魯國君臣之無所作為，一舉推翻了孔子先前的努力；緊接著春祭的時候，又沒有依禮送來祭肉。孔子知道事無可為，動身離開魯國。

撰稿人：吳曉昀

臺北孔廟儒學文化網 孔子生平>杏壇講學

　　從魯宣公開始，魯國的國政實質上就是季孫氏在主持，下歷成公、襄公，到魯昭公時，已經是第四代了。昭公對於這種政治情勢頗為不滿，季孫氏又驕奢僭越，君臣嫌隙日增，然而昭公本身也不是修德之君，國內外的有識者並不看好他能長治久安。這股不安穩的政治空氣，終於在昭公二十五年爆發開來。昭公在與季平子有嫌隙的臣子鼓動下，發兵攻打季孫氏。以昭公的政治實力衡量，應該是讓季平子出亡即可，如此可以慢慢恢復民心、重執國柄，但是昭公執意要除之而後快，結果反而引出孟孫、叔孫氏的援兵，最後自己帶著臣子逃亡到齊國去了。
　　國君出亡，要回國一般有兩條路，一是國內聲討逆臣，迎接國君回來，二是尋求其他大國的支持，由他國的力量護送回國。因此一些忠臣就開始在齊魯之間活動，希望能讓昭公重回都邑，安定政局；而孔子也隨之去了齊國。
　　這時孔子約當三十五歲，他在齊國一邊學習（學習韶樂，參見好學儒者），一邊與齊國朝廷接觸。齊景公數度延見孔子，向孔子問政。由於齊國也有國君失政、大夫專擅的問題，景公又因寵妾太多，遲遲沒有決定繼承人選，可說內外不安，因此孔子回答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」［《論語》］，道破齊國君不執政、臣不服君，父不能盡父職、子不能守子道的問題。景公聞言，非常嘆服，動念要任用孔子。但是景公的股肱之臣晏嬰首先反對，攻擊孔子所追求的禮樂之道繁瑣過時，最好不要採用。於是景公動搖，改口告訴孔子：「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，以季孟之間待之。」（我不能讓你做上卿，但是地位低一點是可以的。）［《論語》］沒想到這仍然引起齊國大夫群起反對，景公自知權不在己，只能告訴孔子：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［《論語》］齊國自身既亂，當然不會花太多力氣涉入魯國的政務，而昭公的作為也不成氣象，於是孔子又回到魯國，沉潛不出。
　　孔子自云：「（吾）三十而立」［《論語》］，正是在三十多歲這段期間，孔子的學識與修養越來越成熟，也開始受到眾人肯定。孔子從齊國回到魯國以後，不僅開始有學生前來求教，而且人數越來越多，展開孔子終其一生的講學生涯。
　　詩、書、禮、樂，本來是周代從政者的「基本能力」，禮樂更是維繫政治制度及社會人倫的重要媒介，然而當時的貴族子弟對於這些知識越來越輕忽、生疏。相對照之下，知禮的孔子便開始受到各方重視。魯昭公七年（孔子十七歲）的時候，昭公到楚國去參加新臺落成典禮，途經鄭國的時候，鄭國依禮慰勞昭公一行人，到了楚國時，又有迎接的慰勞禮；隨行的孟僖子理應在旁襄助，但是他卻不懂該如何進行。魯國是周公的後裔，魯國公卿卻不懂周禮，這次經歷讓孟僖子深感不知禮的困窘，回國後便開始重視習禮，延請知禮之人。昭公二十五年，孟僖子在臨終前囑託左右：「禮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。我聽說，孔丘這個人未來會顯達，他的祖先都是有德行的人，福澤一定會顯現在後代子孫身上。我如果能夠善終，一定要叫何忌與說這兩個孩子去師從那位先生，向他學習禮，這樣才能穩固他們在魯國的地位。」［《春秋左傳》］（仲孫何忌後來繼承父位，即孟懿子；仲孫說則改氏南宮，即南宮敬叔。俱可參見孔子弟子條。）
　　孔子的出眾學養，連上卿孟孫氏都有所耳聞，當時士人家庭的子弟更是因此而紛紛來學。這些學子前來求教的原因不一而足。有些是感於時局混亂、精神價值混淆，而詩書禮樂等學問，正蘊含周代傳統的秩序與價值觀；有些是對經典文獻懷抱學習熱忱，因為詩書禮樂之學，原本是士人子弟較難接觸、學習到的。另外也有源於現實因素，希望藉由學習，在新時代中謀求更好的發展。
　　士人本來大多擔任武職，少數文職則類似孔子年輕時所擔任過的委吏、乘田等一般事務性的工作。但是春秋中晚期以後，大夫的勢力擴張，往往上侵公室、主持朝政，於是更高階的文職需求量便快速增加。再加上貴族子弟只要依恃血統就可以承襲封爵，本身未必有足夠才學，因此就更需要從下一層的士人子弟之中，拔擢有能力的家臣來協助處理政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學習原本限於上層貴族子弟傳授的詩、書、禮、樂之學，便成為士人子弟晉身的重要途徑。孔子門下以士人出身的弟子最多，其中抱持這類目的前來求學的學生，應該為數不少。
　　孔子非常喜歡教學，他曾經說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（默默記住道理、好學而從不感到厭煩、總是樂於教導別人，對我來說，這三件事有甚麼困難呢？）［《論語》］所以，無論出身是否高貴、求學的動機為何，孔子對於所有學生都抱持歡迎的態度。求教者只要略盡形式，就可以從學於門下。
　　孔子教學最為後人稱揚的幾點特殊之處，一是「有教無類」，無論學生的背景、性格、學習進度如何，孔子都悉心指導，不會因此而有厚薄之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孔子又實行「因材施教」，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來決定討論的深度，又依照學生各別的特質，採用適合的方式來說明、提點。還有，孔子的教學不限於課堂之內或文字之中，而是身教與言教並行，《論語》記錄了很多孔子平日的起居行動，孔子自己也對學生說：「你們以為我有所隱瞞嗎？我沒有隱瞞你們的地方，我所有的行為都是你們可以看見的。」［〈述而〉］在孔子循循善誘之下，雖然有很多人並未久留杏壇，但是其中也有一批學生深受啟發，跟隨孔子的指引，追尋為學行道的遠大理想。

撰稿人：吳曉昀

臺北孔廟儒學文化網 孔子生平>好學青年

　　孔子名丘，字仲尼。孔子的父親孔紇與母親顏徵在，曾經向尼丘山祈禱順利得子，因此就以山名作為孩子的名、字。
　　在孔子出生以前，叔梁紇已經與第一任妻子施氏生育了九個女兒，又與妾生育一子，名叫孟皮。可是當時家族事務需要由嫡長子接任，孟皮不僅是庶出，而且腳有殘疾，難以擔任族長的位置。因此叔梁紇又向顏氏求婚，迎娶顏徵在。顏氏為姬姓，先祖與魯國公室有親戚關係，和孔氏（及施氏）同樣是貴族後裔，換言之，孔子出生在一個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家庭裡。
　　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（一說二十一年），距離叔梁紇在防地一役活躍僅約五年，此時又得到一名健康的嫡長子，叔梁紇的心情應該相當滿足快樂，可惜三年後，叔梁紇便過世了。而顏徵在也未及見到獨子成年，在孔子十七歲前便撒手人寰。父親亡故時太年幼，當時禮俗又只在家祭拜而不到墓地，因此孔子只得四處尋訪父親確切的埋葬地點，幾經波折，才將父母依禮合葬。子欲養而親不待，當孔子責備弟子宰予想要修改喪禮之舉是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」的時候，內心或許也頗有感慨吧。
　　孔家沒有世襲的爵位俸祿，需要憑自己的能力出仕謀職，因此叔梁紇過世後，孔家的境況頓陷拮据。孔子曾經對學生說：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（我小時候家境貧賤，所以學會了很多技能。）根據目前所知，孔子曾經負責管理倉儲（委吏），也曾經牧養牛羊（乘田），這些工作都是最基層的士職。但是對於年少的孔子來說，諸如此類的工作經驗，卻是陶冶他獨立性格及廣闊視野的寶貴歷練。
　　孔子的學習並非只來自於工作。在家庭背景的影響下，孔子很小的時候便把禮器當成玩具，跟著大人依樣畫葫蘆。小小孔子的這份興趣，沒有隨著年紀增長而消退，反而一直都對禮樂充滿學習的熱情。昭公十七年，孔子二十七歲的時候，郯子（即郯國國君，子是爵位）來到魯國，與昭公飲宴，席間大夫季昭子問起古代少皥氏以鳥名官的原因，郯子侃侃而談。孔子聽說這件事，便去向郯子學習古代的官制之學。此外，根據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的記載，孔子青年時代也曾經特地適周向老子問禮（一說此行還向萇弘訪樂），又向樂師襄子學習鼓琴。不僅如此，即使後來到了三十多歲，已經有「知禮」的名聲時，孔子還與齊太師學習韶樂，忘我到「三月不知肉味」，快樂地說「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」；又聽說延陵季子將要舉行葬禮，便說「延陵季子，吳之習於禮者也」，特地前去觀禮。從這幾件事蹟，不難想見孔子求知若渴的熱忱。
　　孔子不僅盡可能多加學習，而且往往要學到很透徹。據說孔子向師襄子學琴時，學了十天，師襄子說：「可以學下一首了」，孔子卻回答：「我雖學會了曲調，但還要掌握節奏」；又過十天，師襄子又說：「可以學下一首了」，孔子回答：「我還沒有體會出這首曲子的精神」；又過十天，孔子又說：「我還沒有體會到作者的心志」，於是又再過了好幾天，孔子才若有所思地稟告師襄子：「我感受到作者的為人了，但是這位作者的氣度，除了文王誰也當不起啊！」師襄子聽了，很佩服地說：「沒錯，我教你的正是〈文王操〉！」而《論語》也記載，孔子年輕的時候，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」，邊幫忙典禮的準備與進行，邊一一向人詢問、確認。當時有人批評：那個諏邑大夫的的兒子每件事都要問，是不是根本就不懂？孔子卻認為這是慎重看待典禮的表現，雖被貶低也不以為意。
　　對照春秋時代一般士人的情況來說，孔子這樣學習似乎太過辛苦。一般士人只要學得工作所需的事情就可以了，學樂就學習如何彈奏、學禮就學習如何進行常用的儀式；但是孔子卻學得更廣泛，也更深入。這是因為，少年時代的孔子其實已經立定一生的志向。雖然家境所迫不得不四處任職，但是他並不是專為了求職做官而學習禮樂，他所感興趣的正是禮樂、學問本身。所以後來孔子曾經感嘆：「三年學，不志於穀，不易得也」；又曾回憶道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」。這位十五歲就傾心於學習而立定志向的少年，從此便懷抱著無比的學習熱誠，踏上了終生不悔的求道之路。

撰稿人：吳曉昀